周恩来的处境之所以越来越困难是因为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告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 其他有前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 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 够’。”“11月21日――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清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 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就在周恩来被政治局开会批评的 情况下，12月7日北京民族宫礼堂召开了首都文艺界群众大会，传达江青的批示、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会议主持人说：“这是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 线斗争的问题”，“不要认为是个别人心血来潮，偶然提到、无关紧要，而是要肃清流毒的问题”，“一定要提示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和目的是什么，讲这种话的人代 表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抽掉阶级的人性论”，并说邀请外国音乐家来华演出是“开门揖盗”。12月25日到30日，又在天津召开全国各省市文化局干部和部 分音乐界人士参加的大会，这次连开五天的会议有110人参加，主题仍是贯彻江青指示和批判“无标题音乐”。主持人说江青批示“对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都有重要 而深刻的意义”，“对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很及时、很必要、很重要的”。批判提倡“无标题音乐”是“替文艺黑线翻案”，“有的人怀着对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公开跳出来，非常嚣张，”“某些人崇洋思想抬头，对外国资产阶级文化渗透丧失警惕，相当严重”。批判矛头，直指周恩来。（《李德伦 传》）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周恩来与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商定的翌年温哥华交响访华演出被迫取消。
三
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此时已经开始。批判“贝多芬们”和“无标题音乐”自然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一部分，从1973年12月起，全国 报刊上突然登出成千篇各类“大批判小组”写的批判无标题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文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如此简单粗暴的观点曾是“金科玉 律”，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多已淡忘，故恕我在此详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篇“大批判”文章的观点，因为这些文章典型地反映了“文革”的逻辑与文风。
1973年12月23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殷言石”的《老谱袭用旧调重弹》的大文章，批判道：“据说，有一种‘理论’，认为某些西方资产阶级 古典音乐，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它只是表现了某种情绪的对比和变化，因此，都可以拿来演奏、欣赏。言下之意，是说世上存在着一种超时代、超社会、超阶 级的音乐，还存在着一种超时代、超社会、超阶级的‘情绪’。人们不禁要问：难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这类音乐竟然不适用了吗？！难道辩证唯物主义 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竟然在这种所谓‘健康’、‘明朗’的‘情绪’的‘对比和变化’面前，化为乌有了吗？”文章结论是：“他们竭力抽去文艺和音乐的 时代性、社会性、阶级性，正是企图从文艺领域‘打开窗口’，让资产阶级文艺来毒化空气，从而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这种旧调老谱的的重新出笼，正是 当前文艺战线两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新表现，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1974年1月6日《北京日报》署名“朝华”的《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说： “德国资产阶级作曲家贝多芬（1770－1827）的《第十七奏鸣曲》，没有注明标题。当有人问他，你那首奏鸣曲是什么意思时，贝多芬回答：‘你去念念莎 士比亚的《暴风雨》吧！’我们知道《暴风雨》正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 产阶级的音乐，正是对这种肮脏东西的颂歌。”“资产阶级当然可以认为十八世纪奥地利资产阶级作曲家莫扎特作品中具有‘明朗’、‘健康’的情调。但是，我们 无产阶级却清楚地知道，这种情调和《白毛女》第七场‘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洋溢着的开朗、奔放的情感，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白毛女》中‘太阳出来了’ 的大合唱，以沸腾的豪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共产党，展现了翻身农民得解放，‘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一派动人景象。这种磅礴的感情，这样豪 放健康的情调，是那些资产阶级音乐根本无法比拟的。”随后，其他一些地方报纸也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经过“地方报纸”的“火力侦察”后，“中央大报”开始 “正面攻击”。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化部大批判写作小组“初澜”的《应当重视这场讨论》的文章，对“人性论”做出猛烈批判：“我们还要看到这种 反动观点以及它所代表的崇洋复古倾向的危害性”，“将会为资产阶级文化重新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苏修搞和平演变，就是利用文艺（包括音乐）作为复辟资本 主义的手段之一”。2月8日又发表了“初澜”的《抓住实质深入批判：再谈应当重视关于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那些印象派、现代派的音乐作品 不是经常写着什么‘松树’、‘喷泉’、‘月光’之类的标题吗？但是只要运用阶级观点来加以分析，我们不难透过这些光怪陆离的音响，看到其中所反映的资产阶 级乌七八糟的腐朽生活和颓废情调。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音乐作品，往往在‘革命’标题的掩护下，大肆污蔑、丑化人民革命斗争和劳动人民英雄形象，恶毒攻击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音乐作品有没有标题，这丝毫不能改变作品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内容和阶级实质，丝毫不能改变作品本身客观的社会作 用。”“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抹煞音乐作品的阶级性，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音乐方面的一种反映。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穿，进行严肃的批判。”不 久，《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初澜”的《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特别举“贝九”为例说：“就拿西方古典音乐的代 表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来说，在该曲末乐章的合唱部分，高唱‘一切人类成兄弟’，‘拥抱起来，亿万人民，大家相亲又相爱’，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 义思想。”“正是在这种虚假的‘人类之爱’的旗帜掩护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着极其残酷的剥削。”这篇文章把“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音乐 作品混为一谈”上升到“既掩盖了音乐领域阶级斗争，同时与就否认了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它的历史发展”的高度。这还说“人性论”会导致崇洋复古、对资产 阶级的投降，而这“正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革命原则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作者似乎已经预见到一年多以后批“党内最大 投降派”的“评水浒”运动了。1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向欣”的《决不许为文艺黑线翻案》一文，说否定音乐的阶级性“正好迎合了帝国主义、社会帝 国主义从各方面包括文化方面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颠覆和侵略的需要”。1月24日又发表署名“戈楠”的《历史的真象与现实的斗争：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 吗？》的文章，说“无标题音乐”过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夺权的一种形式，所以现在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这种形式“向无产阶级进行夺权斗争”； 国内外阶级敌人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腐蚀和渗透，以实现他们搞‘和平演变’的迷梦”；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也可以同样利用它来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 以达到他们对我国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反动目的”。总之，“在无标题音乐的问题上，实际也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腐蚀与反腐蚀、渗透与反渗透的阶级斗争。”
“上纲上线”到这种程度，是1962年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形成的一整套“阶级斗争话语”的必然结果。在这套话语宰控下，为“贝多芬们”“平反”自非易事。
1977年初，“四人帮”已被粉碎三个月，万象更新，李德伦想起周恩来关于西方交响乐和贝多芬的谈话，认为中国应为贝多芬“平反”。3月26日是贝 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音乐界都将举行纪念活动，李德伦因此向一位他认识的文化部副部长建议中国也在3月26日举行纪念贝多芬的演出，以示 “平反”。但这位副部长知道兹事体大，不敢擅做主张，于是请示部长；部长也不能决定，于是请示中宣部；中宣部也做不了主，于是请示主管文化的政治局委员； 这位政治局委员还是不能做主，于是提交政治局讨论。最后，直到3月23日晚9点，李德伦才得到经政治局讨论获准演出《命运》的通知。不过，3月25日《人 民日报》刊登的“中央乐团演出交响音乐会”的广告中只标明演出的节目只有交响诗“刘胡兰”、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弦乐曲“二泉映月”等，《命 运》仍属不能具名的“等”之列，显示了当局的谨慎。但无论如何，在那套严酷非常、极具压迫性威胁性的“阶级斗争话语”没有来得及清理前，能批准公演贝多 芬，在当时情景下，委实不易，确实表现了最高领导层的开明、决心、勇气和担当，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恐很难理解此点。3月26日，中央乐团在北京 公演《命运》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10月20，中央乐团再度公演了《命运》，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Heath）出席了这次音乐会，回国后， 他在11月11日的《每日快报》发表了题为《贝多芬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声音》的文章，向世界介绍贝多芬在中国“获胜”的伟大意义。
多年后，李德伦回忆这段经历时充满感慨地说：“外人却不知道，我们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要经过多大的努力，多少艰辛！今天，人们打开收音机经常可以听 到高雅的古典音乐，贝多芬、莫扎特等大师的作品磁带、唱片也可以买到。但在十几年前，想搞一场演出却要经过政治局的批准。”（《交响人生》）但愿，后人不 会再生此感叹。但是，只有前事不忘，后人才不会再生此感叹。（注：凤凰网历史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经济观察报》第460、461期标题为《贝 多芬中国“获胜”记》一文，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