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革”中，个人听西方音乐都是罪过，更不要说演奏这些乐曲。不过，当1972年中美最高层接触之门打开时，“贝多芬们”在中国的命运更为复杂、奇特，成为当时中国政坛政治斗争的“工具”。
1972年8月，为了庆祝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盟友罗马尼亚国庆，广播电台请示中央能否播送一些诸如《云雀》等罗马尼亚的民间音乐，正借“九一三”事 件批“左”的周恩来批示：“由广播局和文化组负责审查一下，如音乐健康，有民族特点，还可以播放。”但江青针锋相对地批示道：“千万不要因为外交关系把靡 靡之音在我们电台广播。文化组同的同志们应提高警惕，慎重对待。”江青坚决反对，此事只能作罢。不过，周恩来仍以婉转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10月2 日，他与朱德、邓颖超、康克清接见抗战时期即与他们认识的美国钢琴家哈登（Haddens）夫妇时明确表示，为了使我们的样板戏能够拿到外国去，必须允许 外国文艺团体如交响乐及民间歌舞来华演出。（《交响人生》）不久，为欢迎西德外长希尔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周恩来要李德伦准备演奏贝多芬交 响曲，李提出演奏贝多芬的《命运》，得到周恩来认可。但希尔来华时，“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以时间紧张保证不了演出质量为由指示停止演出。基辛格来华时， 李德伦与江青、于会泳一起讨论曲目时，《命运》却被于会泳认为宣扬“宿命论”被否定；李德伦提出演奏《英雄》，又被以“歌颂拿破伦”之名否决。最终，获准 通过的是于会泳提出的《田园》，说是歌颂大自然。李德伦暗自忖思，如果按你们的逻辑，《田园》不也可说是歌颂地主庄园吗？终于，在基辛格访华时中央乐团为 他演奏了《田园》，虽然是专为他开的内部音乐会，而且由于十年未演奏过外国作品因此演出质量很低，但这毕竟是十年来第一次演奏外国作品。随着对外交往的增 多，这种演出也有可能增多，周恩来再次专门要李德伦详细介绍贝多芬的音乐。当李德伦谈到《英雄》时，周恩来说：“贝多芬交响曲是好的嘛。拿破伦怎么了？拿 破伦并不是那么坏嘛，他是雅各宾党，是革命的嘛。拿破伦当皇帝，不是封建皇帝，是反封建的啊。他的那个拿破伦法，是彻底把封建特权铲除了。”谈话后，周恩 来还要李德伦写了一个关于贝多芬音乐的详细材料，直接送到国务院。（《李德伦传》）1973年从3月到9月，英国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和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这世界一流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在闭关多年的“文革”确是引人注目的大事。虽然邀请它们来华演出，但中方规定来华演奏的曲目最终要由中方 决定，实际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这些乐团对中国情况略有所知，所以节目中都有诸如《黄河》、《红色娘子军》、《工农进行曲》等中国的“革命”曲 目。费城交响乐团报来的演奏曲目中有贝多芬的《命运》，中方未表反对，但飞机快着陆时，中方突然要求一定改奏《田园》，只因江青又表示《命运》歌颂“宿命 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政治部主任卜励德(NicholasPlatt)知道这是江青的决定，不能改变，但他也知道，要让费城乐团的著名指挥家、已经七十 多岁的奥曼迪(EugeneOrmandy)临时更改曲目也不容易。但是，如果不能把《田园》列入节目单，演出可能将无限期推迟，对刚刚开始恢复接触、文 化交流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负面影响极大。卜励德急中生智，终于想出一个向奥曼迪解释必须演奏《田园》的原因。飞机着陆后，他立即对奥曼迪说，中国的革命 是一场农民革命，《田园》中描述的自然风光让革命者感到熟悉和亲切，第三乐章中的暴风雨是革命经历的磨难的写照，而第四乐章表达的欢快情绪正与革命胜利后 的喜悦合拍，所以中方要求必须演奏此曲。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一点中国革命史，不过这些解释其实都是我急中生智临时编出来的。”（荣筱箐：“‘田园’对 话‘黄河’――费城交响乐团跨越35年的访华之旅”，2008年6月4日是《南方周末》）奥曼迪终于同意改演《田园》，但费城乐团并没有带《田园》的乐 谱，李德伦只得把中央乐团的乐谱借给他们使用。每个指挥都有自己的风格、习惯，都会在自己的乐谱上都会作不少自己的记号，奥曼迪用李德伦的乐谱指挥，也是 勉为其难。这些乐团的演出虽然做了公开报道，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演”，因为并不公开售票，而是内部分配给一些单位。在那个年代，得票者必须“政治上可 靠”。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最后一场时，江青出席，以示“友好”，但意大利作曲家列斯皮基（OttorinoRespighi）的《罗马的松树》表现罗 马军团进军声的声响却使她非常反感，她不满地说：“这哪儿是松树，松树有这样的吗？”“松涛也没有这样响的呀？！”（《李德伦传》）
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必将对国内文化“生态”产生某种影响，因此周恩来与江青等人的冲突也越来越直接、激烈，在音乐领域也明显反映出来。1973年的 9月12日晚，周恩来、江青等陪同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原拟奏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改为由 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当时被指是林彪集团成员，因此江青当场大怒，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检讨。第二天，中国舞剧团领导写 信给江清，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日，江青就此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样的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 彪一伙翻案的行为”。10月，为中央乐团赴日演出事双方又直接冲突。中央乐团应日本民间对华友好社团“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原订11月赴日演出，以展 示“文革”成果。“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是民间团体，故提出只能接待80人左右乐队和独唱演员，周恩来表示尊重日方要求。但江清等人则提出只去乐队便只能演 奏钢琴协奏曲《黄河》和一些独唱节目，而无法上演有和唱的交响乐《沙家浜》和《毛主席诗词五首》，因此坚持要带上合唱队，人数起码要去130人以上。由于 日方表示接待有困难，中央乐团访日只能延期。对此周恩来非常气愤，在有关材料批示江青、姚文元等：“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深思”，“以后当引以为戒”，表示我 有关方面已向日方道歉，强调乐团访日规模大小、时间长短都应适合日方的要求，两国团体友好往来和外交不同，要照顾一点。“他们认为去的乐队只能是小型的， 我们非大型不可，这不是强加于人吗？”“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 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还是在10月，对外友协准备邀请两位土耳其音乐家，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和一位钢 琴家10月底来华访问，作为土耳其国庆五十周年两国文化交流一部分。“对外友协”在其委托李德伦审查演奏曲目的上报材料中说：“两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作品 属于欧洲器乐独奏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音乐’曲目，这些乐曲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没有具体的情节和标题，仅仅表现作者某种情绪的变换和对 比，音乐一般来讲还比较健康明朗。”这份报告经外交部亚洲司和国务院文化组几位负责人会签后上报中央，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江青、姚 文元、纪登奎、吴德、华国锋及在京其他政治局委员依次圈阅，表示同意。但是，姚文元同时在材料上还写了一个“注”：“无标题音乐是否仅仅是表现某种情绪变 换、对比而无社会内容？这个理论问题还可以研究一下。”江清对姚文元此“注”又有一段批示：“同意文元同志的意见，舒曼，特别是勃拉姆斯的音乐听起来像 哭，有的晦涩难懂，像发神经病似的。不能脱离阶级立场空谈‘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后来又加批：“有标题音乐他们也可以完全脱离标题乱奏一通，例如 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罗马的松树》。李德伦同志应为中央提供正确的材料参考，不要使我们上当。”张春桥马上加批：“同意江青、文元同志批注。中央乐团不但 应向中央作正确介绍，而且应当考虑如何向群众作正确介绍。”10月25日，李德伦在巨大压力下给江青写检讨信，对自己作了“上纲上线”的批评。这样，“对 外友协”不能不再向中央打补充请求报告，经外交部正、副部长阅后再由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会签重报中央。10月29日，周恩来批示，现在两位音乐家已赶 不上土耳其国庆期间来华，“十一月是否愿意来，需与土方商谈再定”。这两位土耳其音乐家绝想不到自己的访华演出竟会如此复杂、甚至引发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 一场政治风波，所以当“对外友协”与他们商量是否同意延期访华时，他们仍欣表同意。于是“友协”只能第三次打报告，又经层层批准，报到中央。11月16 日，周恩来再次批示：“有关演出节目的曲目简介，李德伦同志已分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请予审阅。本件拟同意，现送洪文、康生（暂不送）、剑英、德生、 春桥、文元同志核阅。退外交部。”（《李德伦传》）但江青见该件后在18日批道：“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第 二天，即11月19日，此时处境非常困难的周恩来还是软中带硬地针对江青的批示再做批示：“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 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