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中国交响乐的经典之一，也是民族音乐用西方音乐符号重构和表达的典范。但对于一般人而言，关于《梁祝》的创作一直来就像一个迷团，上海音乐学院丁芷诺教授的文章《刘品怎样领导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也许可以解开这个谜。并且，作为创作此作品的当事音乐家之一，丁芷诺教授对整个创作历程的介绍，不仅仅可以了解这部协奏曲创作的历史，也可以部分还原中国音乐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创作的生态。
刘品怎样领导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五十余年，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肯定，但对外界来说，其中存在一些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例如：是谁先有要创作“梁祝”的想法？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究竟是谁的创意？何占豪和陈钢这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是怎么聚到一起进行创作的？当时所提倡的“三结合（领导，专家，群众）”是否只是1958年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今后再不可能产生了？正因为这些问题未得到解答，由此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现象。例如：论作曲技术，当时的何占豪显然不如陈钢，因此有人就在节目单上把陈钢的名字放到了何占豪的前面, 有时索性只写陈钢一人名字。也有人说，陈钢当时才是个学生，这之前从未写过大型作品，这其中肯定是指导老师丁善德教授的作用。因此，有丁的学生强烈要求署上丁善德的名字，并认为应排名在第一位。更有人在别人的鼓动下，越想自己越伟大，就把“梁祝”的成功总结为某人的作用是“民族化”，某人的作用是“国际化”，等等。
我作为“梁祝”整个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之一，想在刘品逝世三周年之际，对当年的历史情景，以及刘品在“梁祝”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做一简要回顾。是谁先有了要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想法？——是刘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品和他当时的同学朱迪、陈稼华、王蔼林等一起，经常讨论怎样用西洋乐器演奏出中国的民族音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来自部队，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文艺工作的教导印象较深：“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在1958年春，整个国家处于欣欣向荣的时代。刘品作为党支部书记，便开始了小提琴民族化的实践，一步又一步地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为使全系师生从思想上提高对民族化的认识，刘品领导的党支部用了三天时间，在系里展开了“要不要民族化”的大辩论。针对当时的许多观点，如：“马思聪的作品已经民族化了，还用得着我们吗？”；“手指在琴弦上滑来滑去，把琴的把位都搞乱了”；“我们是拉琴的，作曲是作曲系的事情”……；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全系思想统一到“虽然马思聪先生用民歌写了不少小提琴作品，但还需要更多让群众听得懂的好作品”，“管弦系的青年学生也应该学习俄罗斯民族乐派，创造出中国的小提琴民族乐派”。这是思想酝酿的阶段。
第二，为在组织上落实民族化的工作，确定以何占豪为骨干，加上几位从附中升上来的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同学，成立了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做了具体分工，何、丁负责创作，张、朱负责收集资料作理论探讨，沈西蒂以及随后参加小组的俞丽拿，沈榕负责新作品演奏。由于刘品考虑到民族化作为实验，有可能失败，为了保护人才，起先没有让俞丽拿等参加。
第三，组织管弦系学生自己动手创作、改编乐曲。在实验小组的带动下，同学们自己编写，自己演奏，创造出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如：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梆子风》、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山区公路通了车》、弦乐四重奏《小梁祝》等等。由于新作品不断涌现，系里经常举行新作品音乐会。在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业余作曲家，如阿克俭、屠巴海、梁寿祺等。
第四，1958年十月中旬，院领导将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编成六个团队，分别到六个不同的省进行“六边”（边劳动，边宣传，边采风，边创作，边演出，边学习）活动。管弦系实验小组成员与声乐系部分学生，还有作曲系的陈钢等，组成了“浙江队”。在开往温州的船上，实验小组讨论落实“六边”中的创作计划时，提出要创作一个大一些的作品，向明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先设想了“大炼钢铁”和“全民皆兵”两个题材，何占豪又增加了“梁祝”。三个题材上报院领导后，大家随即投入了劳动、学习、宣传等紧张的生活中，暂时忘记了创作的事。直到刘品乘船赶到温州，才知道院领导已选定“梁祝”这个题材。当何占豪觉得自己没有学过作曲，无法创作“小提琴协奏曲”这样大型作品的时候，刘品花了一个晚上，边听何哼唱越剧的各种唱腔，边给何打气，鼓励他说：你们一定能搞出来。这促使何占豪下了决心，一定要写好“梁祝”。由于过于投入，以至演出时打鼓都忘记了。
第五，“六边”活动结束，何占豪带着他和我两人写成的“梁祝”初稿给刘品看。刘品以较高的艺术眼光和对创作这部大型乐曲的责任感，认为这个初稿“不行”。他对我说：看来真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还得要争取专家的帮助。你回去对你父亲（丁善德）说说，请他来指导“梁祝”的创作，并请他说服他的学生陈钢也参加（我们曾邀请过陈钢，但他没同意，理由是要写毕业作品）。刘品这一关键性的意见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和我父亲的支持。从此“梁祝”就在我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进入了后期创作的阶段。我父亲每周给何占豪、陈钢上课，对“梁祝”的创作做具体指导，如“是否采用奏鸣曲式？”“是否用单乐章？”等都是在我父亲把关下敲定的。
第六，当“梁祝”创造有了一些眉目时，刘品又让管弦系教研组组织俞丽拿，沈榕等独奏人员的选拔，让教师赵志华、陈又新等进行对“梁祝”演奏技法的总结，写成理论文章。当时，“梁祝”的排练已成为整个管弦系的庆事，每个人都以能在“梁祝”诞生的过程中出一份力量感到光荣。例如：赵志华在“惜别”一段中加上动人的一句，各个声部排练中对配器、弓法、力度都做出了自己的献。这就是刘品作为支部书记，把少数人的先进思想转化为群众的思想过程，这是一个艺术团队的创作过程，刘品就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没有刘品还会不会有“梁祝”？当何占豪最初没有信心时如果没有刘品的鼓励会有人写吗？如果没有刘品及时调整从单纯的业余创作和专业的结合还会不会有后来的“梁祝”？
纵观大型的艺术创作，大都是以团队完成的，张艺谋的电影制作，奥运会开幕的制作，日本名导演黑泽明的团队制作，无一不是如此。毫无疑问“梁祝”就是一次成功的团队创作实践。只是成功后的刘品躲了起来，以致我们至今找不到一张刘品和“梁祝”有关的照片，也找不到一篇提到他对“梁祝”贡献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