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人的印象里，莫扎特和他的音乐总是充满了欢欣与愉悦，他的钢琴奏鸣曲非常适合作为琴童教材，他的钢琴协奏曲里华丽的键盘跑动和如天堂般的旋律俯拾即是，而在他的歌剧中更是饱含着优美的重唱（如《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那段“西风颂”）、啼笑皆非的剧情，以及那一点点辛辣的讽刺——无论哪一点，都与残暴、铁血、强调民族优越感和集体荣誉的纳粹法西斯扯不上半点关系。然而，在纳粹德国，莫扎特却被重新发明了。
意识形态需求
莫扎特如何被制造成纳粹化的文化偶像
作为第三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主轴，日耳曼人对自身血统、纯粹日耳曼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崇拜，是纳粹在1930-1940年在德国乃至奥地利取得统治合法性的核心关键。无论是对犹太人的驱逐迫害，还是利用一战战败后德国民众对外界压迫的反感情绪，以至于对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崇拜和践行，都混杂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反抗心态和文化优越感。
借助着这股民意，纳粹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层面进行了全面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造，而文化某种程度上作为意识形态的近义词，也成为第三帝国的工作重点。最明显的案例无疑就是纳粹对具有反犹国内倾向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不遗余力的揄扬和推重。瓦格纳本人在歌剧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而他对日耳曼性的全面拥抱（最明显的莫过于《纽伦堡的名歌手》）和对犹太人的敌视（如《尼伯龙根指环》中具有犹太隐喻色彩的侏儒），与纳粹的意识形态不谋而合：一方面，第三帝国需要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毫无疑义的伟大的日耳曼作曲家来证明德意志文化的高贵与伟大；另一方面，第三帝国也需要一个在政治上高度符合其意识形态（反犹、崇德）的文化代表。瓦格纳无疑成了第三帝国文化阵地的排头兵。
除了瓦格纳，纳粹仍然需要更多优秀的艺术家来证明其雅利安人的优越，而莫扎特无疑就成为了他们下一个力捧的对象。莫扎特所生活的年代，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概念还在形成之中，作为蜚声欧洲的作曲家，莫扎特的行止作为充满了国际主义色彩：他超过一半的歌剧都是根据意大利语台本谱曲，本人一直周游列国，与其合作最为成功的台本作者洛伦佐·达·蓬特（Lorenzo da Ponte）是意大利犹太人，而莫扎特本人也与（纳粹所敌视的）共济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莫扎特都是一位很难被“洗白”（或曰改造）的德意志文化代表人物。
但纳粹绝对不肯放弃莫扎特这样一个驰名世界的文化符号。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为莫扎特“正名”：学者们从他的书信集中细细检索出了两句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话，用以证明莫扎特对日耳曼性的拥戴；同时，他们完全淡化了莫扎特歌剧的词作者犹太人达·蓬特，甚至连将意大利语歌剧翻译成德语的犹太译者也采取了攻击、诋毁和选择性遗忘——作为替代政策，莫扎特意大利语歌剧的翻译工作后全由“血统纯正”的雅利安学者完成；而对于莫扎特歌剧中涉及共济会的部分（《魔笛》），纳粹在学术上全面否定，在演出制作上统统替换，甚至还制造出莫扎特之死就是被共济会会员所害的学术舆论。
同时，与第三帝国利用以瓦格纳歌剧为核心的拜鲁伊特音乐节来宣扬德意志文化和法西斯主义一样，纳粹充分利用了以莫扎特为核心的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被纳粹化”的莫扎特成为了音乐节最主要的节目。曲目设置是以宣扬日耳曼文化为核心，而观众则是从战场上轮换撤下的德军士兵，瓦格纳、莫扎特的音乐就是对这些第三帝国英雄们最高的褒奖。
传统的发明
第三帝国借传统搭上极端民族主义快车
将莫扎特“洗白”非常之费事。除了身为奥地利人这一点以外，莫扎特身上的“德意志”并不纯粹，他本人也并不看重这一点；而他的犹太合作者、他所参与的共济会，也都是纳粹所不容的异端——可纳粹为何还要如此曲折、劳神地将莫扎特“洗白”呢？原因有二。
其一，莫扎特作为德奥人，是音乐界公认的、无可辩驳的超级文化Icon。在听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心目中，莫扎特无论在知名度、认可度、受欢迎度和创作上，鲜有人能够企及——他身上所具备的文化资本，是纳粹所不愿舍弃或浪费的。所以在第三帝国的授意下，他们不惜通过各种方式来“洗白”莫扎特，就是为了能够最大化地利用莫扎特的知名度、认可度，以及他天籁般的音乐本身，来证明自身文化的优越性。
其二，比名气和音乐本身更重要的，是莫扎特作为德意志音乐遗产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他勾连了现世的聆听（那一场场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和往昔的传统（德意志光辉而伟大的文明）——而这“传统”即不言自明地代表了正义、正统、至善以及毋庸置疑的合法性。
在绝大多数文化中，凡提及“传统”二字，似乎天然地就具备旁人所无可置喙的合法性外衣。一方面，所谓“传统”，必然其起源与现世有一定的时间差，但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更清楚的是已被习惯的当代“传统”，而很少有人会去刨根问底“传统”的源头和原貌；另一方面，“传统”似乎代表着其已经受了时间、大众和无数事实的考验，是一个千万次试错之后被证明无比正确、斐然正义的结果，虽然事实上传统是否真的经过严格缜密的检验其实并不一定。
然而，如果将宣扬德意志文化的崇高、雅利安人的血统与莫扎特这一“传统”直接画上等号的话，那么无需繁复的推演、细致的爬梳、周详的考证，莫扎特作为“传统”本身，就已经坐实了“日耳曼文化无比优越”这一真理。所以为莫扎特“洗白”，看上去是无比麻烦的曲线救国，但其实只要能成功“洗白”，第三帝国就可以轻轻松松搭上莫扎特这班“传统”的真理快车，直达极端民族主义的胜利彼岸。
1983年，包括英国左翼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内的六位社会科学家结集出版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书。它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所谓的“传统”，只不过是近世人们出于种种原因而作的现代发明，但为了取得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不得不披上“传统”的外衣，以求得社会大众的认可。很多时候，正是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帮助国家与社会建立起了意识形态基础，并在建立之后很短时间内，将之指认为经过历史和经验检验的“传统”。
如果再继续理论回溯，霍布斯鲍姆等所做的文化研究案例分析，直接秉承了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分析。而艾瑞克·莱维的《莫扎特与纳粹》几乎是复刻般地将阿尔都塞和霍布斯鲍姆的理论话语予以经验化、案例化和细节化。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中展现了其作为文化研究一代宗师最为犀利的分析，很多论断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作为《莫扎特与纳粹》的封底介绍：
历史的连续性也需要被发明，或是通过半虚构，或是通过伪造，以创造一种超越世纪的古老过去，以证明历史的连续性……所有新象征与发明都是作为民族运动和国家的一部分而形成的，例如国歌、国旗，或是“民族”在象征、形象中的“人格化”……
纳粹试图将莫扎特锻造成德意志文化新传统的企图，随着1945年柏林被盟军攻陷而烟消云散。但纳粹对于音乐文化控制的遗毒，还要数十年才能慢慢散尽。无论是经受盟军严格审查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还是被成功去纳粹化标签的卡拉扬，以及被打入另册永世不得“超生”的奥斯瓦尔德·卡巴斯塔，甚至数十年之后在以色列仍然被禁演的瓦格纳歌剧，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在纳粹时代被奉为国家文化的瑰宝，而在二战后又沦为了意识形态陪葬品。
事实上，如果我们做一番思想实验，假设纳粹并未侵略他国，而只是在国内排犹反犹，将莫扎特作品中的犹太和共济会元素抹去——那么在和平的前提下，或许不出20年，我们对于莫扎特的印象和感知或许就会完全被颠覆：像瓦格纳一样，莫扎特将会充满了日耳曼人的爱国、骄傲和自豪，他将致力于德语歌剧的崛起，力图将日耳曼文化推向世界文明之巅。而那时的我们，殊不知这个全身上下都钉满了条顿标签的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只是一个被重新发明的莫扎特。（来自《新京报》伯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