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诺曼·莱布雷希特 译 / 盛韵
如此时刻在历史上绝无仅有。1953年3月5日晚9-10点间，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死于脑溢血，而50分钟前，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在莫斯科的公 房里死于中风。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一世，或是歌德和拿破仑在同一个时辰内相继去世才可比拟。统治者和艺术家，因为死亡而被联系在一起，从此永不分 离。
普罗科菲耶夫的葬礼上没有鲜花，因为斯大林的手下把那个冬天所有的花都摘走了；悼念者也少得可怜，不到40人，因为全国的注意力都在领袖身上。普罗科菲耶 夫死后三天，消息才传到西方世界；又等了三天，才上了《真理报》；不过总有人听到风声，在斯大林的棺材边演奏的弦乐四重奏忍不住哭泣——是为普罗科菲耶 夫。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谴责斯大林的罪行，冰雪慢慢消融。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肖斯塔科维奇把恐怖时代加密写进了交响 曲。比斯大林活得久的艺术家们在作品中抹去了他的印迹，而与他同时去世的普罗科菲耶夫，却仍要遭受诅咒。
普罗科菲耶夫是现代人最熟悉的作曲家之一，《彼得与狼》在幼儿园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不仅有芭蕾演出，就连足球场上也将之作为激昂战曲反复播放。一位 像普罗科菲耶夫这样受欢迎的作曲家，要说他是偏见的受害者，未免不近情理。然而除了这两部大热之作，他剩下的135部作品都毁誉参半。那种感觉，好像走进 一间中世纪的刑房，怕得要死的同时又掺杂着一丝隐约的好奇。
革命后离开俄国的普罗科菲耶夫于1933年回国，1936年定居。他在莫斯科的剧院生活中发现了创作灵感，他为直觉演奏的天才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写了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为里赫特和吉列尔斯分别写了钢协。他享受特权阶层的生活，有舒适的公寓和乡村别墅。
然而，在斯大林的第一次清洗中，他眼见朋友消失无踪，胆小的他为革命20周年献上了一曲大合唱，为斯大林的60大寿献上了生日颂歌，为各式面子工程写了无 数赞歌。在国外，他被塑造成官方宣传员。外国人不知道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丽娜和两个儿子被关在西伯利亚作为人质，换取他的合作。在斯大林的第二次清洗 中，他受到公开指责，被剥夺工作，在几近饿死时写下了最后一首奏鸣曲，里赫特说：“此曲写的是一个失去平衡的世界。”
普罗科菲耶夫家的食品柜是靠了年轻的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才重新有供给，后者冲进普罗科菲耶夫的主要迫害者、作曲家协会书记季洪·赫连尼科夫的办公室，警告他如果普罗科菲耶夫死于供给不足，他要负主要责任。赫连尼科夫被迫拿出了5000卢布。
斯大林死后，肖斯塔科维奇在犀利而简洁的第十交响曲中竭力抹净了被迫的敬意，而普罗科菲耶夫在坟墓中没法洗净妥协。在历史的眼中，他是个软弱的人，贪图安逸，缺乏道德勇气。
如今要在普氏的吹捧作品中找出贡献，那纯粹是误导,这只会让我们有借口拖延对普罗科菲耶夫进行重新思索。西方对于这位作曲家的态度是十分可疑的，我们不断 重演那些最受欢迎的作品，对其余则视而不见，完全没有将他放入连续评估体系中。普罗科菲耶夫令我们西方人不安的方式与拉威尔不同，他提醒我们的东西，我们 更愿意去忘记——那就是对斯大林的致礼。是的，我们的致礼，不是他的。
我桌上有一份周日下午的音乐会曲目单，BBC交响乐团和亚德里安·鲍尔特爵士“纪念斯大林诞辰音乐会”，时间是1941年12月21日，曲目主要是普罗科 菲耶夫的作品。我还收藏了同时期的一些报纸，沃尔顿、布里斯和马尔肯·萨金特都曾兴高采烈地向斯大林致意。整个西方文明都曾为斯大林叔叔的一颦一笑而疯 狂，却从未承认自己助长了他的气焰。我们躲开普氏的大部分作品，因为它们会唤醒那些关联；俄国人对之处理得小心，因为邪恶依然存在。
半个世纪过去了，应该有可能将普罗科菲耶夫与他的时代分开看待，但历史是个流动话题，每天都在重写。赫连尼科夫晚年说他从未迫害过作曲家，而普京竟然还授予了他国家最高荣誉——总统奖。普罗科菲耶夫的沉默真是意味深长。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广播三台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