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艰苦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
冼星海到苏联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1941年9月，冼星海一行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他没有方法可以回来”，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郭沫若在《吊星海》一文中写道:“他就在这时候，在生活上发生了极端的困难。亏了他竟支撑了四年。然而，他那顽强的身体，却变成了一座总科病院了。”
1942年12月9日，他不得不辗转到阿拉木图，以“黄训”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音乐界的朋友，才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在深厚友谊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创作笔。他经常去倾听各种音乐会，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民歌，贪婪地汲取当地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
1944年1月30日，冼星海来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住十月大街44号22室。冼星海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道:“生活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经常还要断顿。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不发给早晚餐营养品，只有等到月底才能领到一些，即使领得也只够三四天吃。”
这年12月20日，冼星海开始患病。病中的冼星海虽然身体羸弱不堪，但从1945年1月27日开始至2月15日，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充分表现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精神。这时，他“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腹膜炎和心脏病，每天在皇宫病院里要抽出好几立升的腹水。他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人发觉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
当他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回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组织早已在1943年解散了，中共也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就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李立三很愉快地把重病中的冼星海请到自己的家里住下。
战乱中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相当奇缺自不用说，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为困难。因为，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从苏联监狱中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成为在莫斯科的无党籍游民。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没有去处，只得挤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约3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儿英娜)，本来就已经是拥挤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妇安排进来，实在是难上加难。可是，他们又怎能忍心把祖国来的亲人拒之门外呢？李立三与家人商量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却睡在临时铺的地铺上。李立三夫妇不仅要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全家都不得安宁。后来，林莉、孙维世等闻讯赶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冼星海时，无不触景生情，齐声赞美李立三夫妇对同志的真挚感情和舍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变了过去因李立三犯过错误而引起的对李立三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冼星海在经历了几年漂泊之后，经李立三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顿时得到极大安慰。李立三又为冼星海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才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沉疴积疾，医院已无回天之力。四个多月后，1945年10月30日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只有40岁。李立三夫妇善始善终地帮助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苏方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著名音乐家穆拉杰利。最后，把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骨灰盛放在一个灰色大理石小匣里，匣子正中镶着一张他的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着缎制的花束，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
文/青伟 摘《老年日报》李凤玲 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