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 - 生产大合唱 Op.8_Xian Xinghai: Shengchan Dahechang (Production Cantata), Op. 8

《生产大合唱》即《生产运动大合唱》。

《生产运动大合唱》:大生产运动的全景式写照（孟红）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优秀的抗战歌曲以其独有的方式激励着广大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英勇抗战。特别是在延安，虽物质财富极度匮乏却遍地歌声，人们保持着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那场轰轰烈烈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动人心，奏响了那个时代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它们就是《生产运动大合唱》《南泥湾》《军民大生产》（也叫《边区十唱》）等。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蓬勃开展了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口号的大生产运动，全面粉碎了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在以此为背景应运而生的歌曲中，气势恢宏的《生产运动大合唱》全景式地描绘出军民踊跃参加大生产运动的满腔激情和火热场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记录下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的非凡壮举;铿锵有力的《军民大生产》抒发着人们团结一心、不畏困难、抗战必胜的超凡创造力。

时代呼唤“新的带劲的”作品问世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国抗日战争处在最为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频频发起“扫荡”，根据地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同时，国民党又加紧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发生灾荒，抗日根据地军民遇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极大的生活困难，出现了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用、没有菜吃、没有鞋袜穿、冬天没有被盖的严重地步。

面对如此残酷艰难的现实，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几经分析后一致认为：只有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双手，才是粉碎日军和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

1938年冬，延安各界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毛泽东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一著名讲演，并首次提出：要在延安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会后，毛泽东和时任中央青委组织部部长李昌，诗人、剧作家塞克等在中央机关合作社食堂同桌进餐。席间，毛泽东指出，人民大众希望塞克有新作品问世，延安的文艺家应当用文艺作品来反映“大生产运动”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希望塞克以“笔耕”的形式来参加“大生产运动”。

一天，音乐家冼星海碰到了同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塞克并向他求词，冼星海说：“塞克，你来写个厉害的！写点新的、带劲的歌词！”塞克回味着这一前一后毛泽东和冼星海的话，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可是，写什么才算是厉害的？什么才是新的、带劲的呢？冲啊、杀呀，已经不少了，有点儿陈旧，于是他琢磨着找一个新的题材，在艺术上做出新的尝试。

两位著名才子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冼星海在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说：“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于是，他从武汉一路辗转于1938年11月3日来到延安，先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音乐系教员，不久担任了系主任，很快融入了这个热火朝天的新天地。他一边在“鲁艺”教学，一边到各个单位组织歌咏队，并且常常深入民众考察生活，记录他们的曲调与歌词。经过不断的调查与研究，冼星海认识到，在抗战时期，艺术家“应多量生产抗战的歌曲，增强抗战的情绪”。后来，冼星梅在《创作札记》中总结道：“我为什么要写救亡歌曲呢？当时一班顽固的音乐家们常常讥笑我、轻视我，但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播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他看来，音乐创作不是简单的喊口号，而是以强烈的革命热情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和坚强不屈的抗日精神，同时以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冼星海对自己的音乐创作开始反思，萌生了一个新的愿望：以民间音乐为基础，参考西洋音乐的先进成果，创造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因此，他一见到塞克就建议写出个“厉害的、新的、带劲的”歌词来，想尽快圆自己这个“创造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的梦。

1939年春天，为了战胜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坚持长期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发展生产的策略。2月2日，生产动员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情况下参加生产运动。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并要求全军“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随即，大家便行动起来，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延安的大生产运动红红火火地展开了。

有一天，塞克在延河边散步，这时，劳动归来的延安各界青年，三五成群，说说笑笑，从他身边经过……这一繁忙景象对塞克触动很大。他一边散步一边思考着琢磨着，突然眼前一亮：中国的希望，不就在这些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延安青年身上吗？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对抗日战争产生了伟大的影响，将来在历史上也会记上一页。这不就是冼星海所指的“厉害”的内容吗？不正是新鲜的、催人奋进、带劲的歌曲创作题材吗？这个题材完全可以搞一个大型的、新颖的、有气魄的作品呀，可以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的啊！

触景生情珠联璧合

塞克随即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并在延河边上当下就构思起来。经过反复的思索，他觉得腹稿基本上成熟了。

一天早饭后，塞克将自己关在屋里，激情满怀地进入了写作状态。他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到掌灯时分，一组以生产与抗战为主题的多场《生产运动大合唱》的脚本一气呵成！冼星海拿到脚本后，喜出望外，他非常欣赏这部大合唱的漂亮歌词，便于3月1日动笔，集中时间、精力，投入封闭式的创作状态之中。

白天，冼星海闭门谢客;晚饭后，就和塞克一起到东山或在窑洞前一边散步，一边探讨作品。他们谈到了组曲中的一首歌《二月里来》：“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冼星海认为，这应该是一支优美的抒情歌曲，应该有田野风味和民族色彩。按照这个设想，冼星海在作曲中吸收了中国民歌的元素。他们还谈到了另一首《酸枣刺》：“酸枣刺尖又尖，敌人来到黄河边。抗日军上前线，能打小鬼是好汉……”塞克告诉冼星海，这首歌词是他受了一种民间儿童歌舞的启发而写的，建议冼星海在创作的时候，可以参考那种民间儿童歌舞。后来，冼星海采纳了塞克的建议，将这首歌写成了儿童歌舞曲。
虽然冼星海出生在南方并在法国长期留学，但到延安之后，他并没有被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物质条件难倒。在延安物资匮乏的困难时期，他拿起锄头同大家一起去田里开荒种田。在他身边，所见所闻的都是火热的大生产运动场面和故事。有了这样的鲜活经历、这样的豪迈激情，他对歌词就自然而然有了深刻的理解。仅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一部大合唱作品《生产运动大合唱》的谱曲工作便顺利完成。这一鸿篇巨制的问世，标志着冼星海的艺术创作达到了崭新的境界，是他一生音乐才华和成果的新突破。

大合唱是一种适宜表现宏伟气势和丰富内容的歌唱形式，在大型的声乐体裁方面，它最先引人注目。《生产运动大合唱》是一部有人物、有布景、有简单情节的大型歌舞活报剧，整个作品的音乐主要是建立在民歌及民间歌舞的音调基础上，同时加入了一些对农村情景的造型性的描绘。它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通过“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4个场面，丰富、形象、全面地表现出解放区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音乐具有民间韵味，合唱粗犷质朴。

《生产运动大合唱》歌曲不仅热情讴歌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抗战自觉性和唤醒万众的鼓动性，歌里反复强调“自家的过失都可原谅，顶天立地的仇人是东洋”“你拿刀，我拿枪，牵起手来打东洋”“大家出力才是全面抗战”“国力加强，鬼子就胆寒”“坚持团结，进步抗战”“在全中国的田园和农场，前前后后四面八方到处是抗日的队伍”“民族的尊严不可损伤”……

1939年3月21日，由冼星海亲自指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了《生产运动大合唱》，并获得成功。此后，这个大合唱响遍了全国。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个段落，常被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广泛演唱，流传至今。

特别是《二月里来》，面世后备受广大群众喜爱，颇有知名度。这首充满田野气息和江南风格的歌曲，为冬意尚浓的陕北吹来了春风，有力地配合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它是《生产运动大合唱》第二场“播种与抗战”里面的一首歌曲，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边区人民为支援前线抗日而努力生产时的豪迈心情：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种瓜的得瓜呀种豆得豆，
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加紧生产哟加紧生产，
努力苦干努力苦干，
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
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

这首歌曲的歌词质朴顺口，前两段以“二月里来”开头，沿用了传统江南民歌中用时令作序引的“某月里来”的表达方式，本身具有民歌风。其曲调抒情婉转、旋律优美，令人入耳难忘。在后来的《创作札记》中，冼星海描述这首歌：“是在风和日暖的播种场面中，以非常恬静、安适的情绪唱出的;在延安首次演出时，这首江南风味很浓重的曲子就极受观众的欢迎。”的确，它的旋律舒展流畅，线条柔婉，感情细腻，具有清新的江南民歌风格;装饰音的运用，更增添了曲调秀美的抒情色彩。演唱者唱得亲切流畅、沁人心脾，使人仿佛可以闻到解放区新鲜的空气和泥土的芳香，仿佛看到了延安农民既辛苦劳动又愉快歌唱的精神状态。

《二月里来》描写的是新春伊始延安乡村“家家户户种田忙”的繁荣场面。当时的延安由于外来人口激增，加上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在歌词第五段中一句“咱们能熬过这痛苦的现阶段”便说明了歌唱者虽然处在最痛苦的物资匮乏阶段，但心里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此歌曲原有6段歌词，原第三段沿着第二段写农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朴素而传统的因果报应观念，继续唱到“今天的仇恨不算私账，自己的过失都可原谅”，因为当时边区对地主的政策比较宽容，施行的是减租减息，不突出阶级叙事的原因也是一切为了抗战。而第四段歌词则交代了边区1939年大生产运动的具体目标：开荒20万垧，多产30万担粮食。因第三、第四段歌词太过历史性和时效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传唱中或在教材中均被删除，只剩下4段。

作为“大合唱”的一部分，《二月里来》将民族曲调与西方的大型声乐体裁相结合，而“合唱”形式又能恰当地表现新的集体劳动场景，因此这是形式改造的成功范例。而《酸枣刺》全曲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主要由上下两个乐句组成，采用领唱、合唱等演唱形式，具有一呼百应、此起彼伏的效果。情绪活泼天真，坚定乐观，反映了当时根据地儿童与全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蔑视和抗战必胜的信心，表现了孩子们的爱国热情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广受喜爱久唱不衰

延安文艺界专门为《生产运动大合唱》举办了作品研讨会，同行们均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尽管大合唱的创作时间很短，但里面蕴含了冼星海一直以来的重要艺术追求，成为“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中国新音乐。特别是《二月里来》极受鲁艺师生欢迎，还没正式排演，这首小调就已经在延安传唱开来，流传极广，真正实现了冼星海早年倡导音乐大众化的“普遍音乐”理念。冼星海认为它代表了新音乐运动的一种方向。自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二月里来》在许多重大活动中屡被选为演唱曲目之一，演唱率极高。如今，这首歌是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必听曲目之一，也是音乐史课堂上都会讲到的作品。

《二月里来》之所以跨越世纪生命力强盛而传唱不衰，其原因在于：在抗日战争初期，广大爱国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创作出一批抗日救亡歌曲，这一类歌曲的重要功能都是抗战动员，其主题是战争和苦难，风格多是悲壮的。到了延安时期，左翼歌曲的内容、形式和精神风貌才发生了变化。在大众化形式上，更注重汲取民间的乡村歌谣之风，内容上更具体地描写日常生活“小事”。更重要的是，乐观昂扬的情绪取代了此前的苦难叙事的悲惨和悲壮，这一类歌曲就是以《二月里来》为代表的。总之，这首名曲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旋律又那么亲和、优美，使受众产生了神奇的强烈的共鸣，从而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