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界发生的王西麟和郭文景之间的论争，同前几年卞祖善和谭盾之争一样，是一场正常的论争，争论双方的基调都是严肃认真的。围绕着中国音乐在新时期如何健康发展这个中心问题，争论双方的分歧主要在对音乐的功能、民族性和世界性以及音乐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这几个问题的认识。一方面牵涉音乐的基本美学理论和应用艺术学，同时也暴露出当前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音乐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均应重视
音乐的功能在以下几个层面：一、作用于宗教信仰与哲学;二、作用于社会文化;三、作用于审美;四、作用于娱乐。归纳起来，前两者主要是教化（或教育）功能，后两者主要是娱乐功能。
就音乐最初产生的情况看，原始先民从劳动号子的歌唱，先是自娱;接着便是由娱神到娱人。无论是我国的《诗经》还是希腊的《酒神颂》都是如此。欧洲中世纪，用歌唱赞美上帝，是基督教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得再近一点，巴赫、亨德尔、莫扎特都曾任教堂乐师，巴赫更是把路德派新教的众赞歌当作创作素材和把教堂乐器管风琴当作音响构思的两个核心。
及至现代，世界各地的教堂里，唱诗班的歌声不绝;我们国家经历过的造神年代，颂歌更是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音乐作用于，更确切点说是服务于宗教信仰与哲学以及社会文化，包括服务于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政治路线的作用显而易见。当然，与此同时，作为娱乐功能的音乐，无论是中世纪的世俗音乐及我国统治阶级的声色娱乐的乐舞，也伴随始终。
我国改革开放后，自80年代初开始，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世界性的文化消费大潮冲开我国国门并迅速泛滥。在我们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客观上的放任自流，使得原有的充满浪漫气息的“情感主义”让位于充满消费文化色彩的“后情感主义”，并在媒体的支持和推波助澜下很快占据主流位置。文艺的教化（或教育）功能迅速让位于娱乐功能。并且愈演愈烈，差不多将包括严肃音乐在内的严肃文艺挤到边缘。在这种态势下，创作者队伍中便有了两种美学观与两种价值观及其不同追求。
最近王西麟和郭文景之争，有认识上的分歧，也有误会。王西麟强调历史责任感，强调批判精神，强调开掘人文背景的深远和人文精神的深度，提出艺术的主流是人类命运关注的作品，这些都是正确的。作为年长的一辈，王西麟对年轻一代同行提出高标准的要求是善意的。郭文景和“第五代”诸人应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毕竟音乐的最高意义是作为文化与审美精神性的听觉追求。但王西麟也应当看到，音乐的功能毕竟还有娱乐的一面，不能要求所有的音乐作品都具有教化（或教育）功能。要风格、品种的多样性而不是单一的题材选择和雷同的表现手法。对批判精神和历史责任感也都不能片面理解和片面强调。音乐作品并不都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而历史责任也还有更为宽泛的内容。在今天，对艺术的市场化和文艺的产业化以及艺术的功能性都应重新认识。
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应做好中西融合的时代命题
我曾经提出“坚持现代性立场”和做好“中西融合的时代命题”两个观点。首先，从自身的发展方面来说，处在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门类艺术，都有一个从传统文明形态向现代文明形态转型的问题。中国音乐从传统到现代，萧友梅、青主、赵元任、李叔同、任光、黎锦晖诸人掀起的是第一个转型高潮。今天，我们正面临第二个高潮。“第五代”诸人的创作，向我们预示了这一高潮到来前的阵阵雷声。
一方面，中国音乐作为中华民族特定的文化表征，另一方面，作为世界艺术应具有世界性的时代特征。音乐是最具世界性的艺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的竞争便成为国家之间（中间包含民族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战略问题。在当今世界，越是强国，越是占据强势地位的国家民族，文化竞争的意识越强。好莱坞拼命输出大片，法国就拼命抵制。英语越是要独霸世界，法国就越不让讲英语。当代中国音乐参与世界性的文化竞争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必然，也是国家民族给我们当代音乐家的神圣使命。 自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开始，以谭盾为代表的一批“新潮”的年轻音乐家在中国竖起现代音乐的旗帜，后来又在国外得到了让西方人瞩目的长足发展。在国内，又因一批成名的中老年作曲家朱践耳、杨立青、罗忠镕、王西麟、金湘等和一批后起之秀的加入，逐渐形成了一个创作作品能与国际音乐潮流汇合的中国现代音乐群体。这个群体的诞生及其创作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这个群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音乐从传统走向现代。正是以谭盾和郭文景、陈其纲、瞿小松、苏聪、陈怡、何训田、盛中亮为代表的“第五代”诸人的努力，使当代中国音乐受到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令国际音乐界对中国当代音乐刮目相看;是他们使当代中国音乐积极参与世界的音乐文化的竞争，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国际乐坛上，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可以说，是他们别开生面，闯出了当代中国音乐的前进之路。在这一方面，他们肩负着历史的重担。他们大胆的、富于开拓精神和独创性的作品证明了他们的历史责任感。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中国音乐界，尤其是理论评论界的老前辈们对他们不仅要多宽容一点，还要多支持一点，多鼓励一点。希望我们的传媒和演出团体多多重视对他们的作品的演播，尽快改变他们在我国音乐生活中的边缘地位。
然而也应当看到，80年代初以来，由于通俗音乐的冲击，忽略了民族音乐的发展。专业音乐院校里除了民乐系列在坚守民族音乐阵地以外，其他专业差不多还是前苏联教育模式，学生对民族音乐很少重视。“中西融合的时代命题”其实早在20年代和50年代就做了，并交了很好的答卷。50年代，当时一批学习西洋音乐的学生主动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比方在小提琴方面，由于陈钢、俞丽拿、丁芷诺、杨宝智等人提出小提琴民族学派并身体力行，才产生出了《梁祝》等不朽作品。但遗憾的是，由于“反右”和“文革”，这根弦断了，至今没接起来，以至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的优良传统被丢掉了。别人的好东西我们要学习，但我们自己的好东西更千万不能丢掉。
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精神的中国当代音乐
首先，当代中国音乐参与世界性的文化竞争是国家民族给我们当代音乐家的神圣使命，我们要拓开自己的精神视界，广泛关注丰富多彩的世界和人生以及千差万别的生命形态。要提高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解与吸收，多向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学习，从中吸取养分。谭盾就从京剧中获益不少。
当代音乐家们应该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挖掘自我的心性智慧和创造精神的潜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提高自身的精神文化素质，特别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掌握正确的哲学思想，让正确的哲学思想统领自己的创作;增强人格道德塑造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这绝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和道德评判。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品低下、人格猥琐的人能创作出高尚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品来。乐如其人，没有崇高的精神追求，创作不出崇高的作品。对于艺术家来说，生活优越了，生存环境舒适了，往往容易脱离生活实际、脱离群众;尤其看不到、体会不到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王西麟提出“呼唤艺术家的良知”是应该的和值得重视的。我认为音乐的最高使命是促进人类生活和谐发展。而要作到这一点，音乐必须深刻;而要深刻，没有深层次的人文精神视界的开掘是办不到的。（罗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