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克内普勒在《19世纪音乐史》一书关于舒伯特的章节中谈到，戏剧和具有戏剧性的器乐作品把“时代的巨大社会矛盾展现在我们面前”，“但在抒情诗人身上必须具有对此类巨大冲突的共鸣……”他的话有两个意思，其一，伟大的作品穿透当时代人的社会生活，直抵时代的矛盾冲突；其二，伟大的音乐与那个时代的文学紧密联系，19世纪的古典音乐与当时的文学就具有这样一种一致性。此论激发我说出一直以来的想法：当代中国音乐创作，无论古典还是通俗，都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脱节。
考察19世纪伟大作曲家的作品，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的许多艺术歌曲都谱自歌德、海涅、艾尔兴多夫等诗人的诗，交响乐、声乐、舞台作品中有关《浮士德》的也非常之多，拜伦笔下的众多主人公更是成为很多浪漫主义音乐的主题。抛开这些显见的情况，音乐和文学在深层的联系更为广泛。贝多芬交响乐的戏剧性核心“命运”，也是当时文学的内容。“命运”主题贯穿19世纪那些最重要的交响乐创作，它的嬗变勾勒出交响乐的思想脉络。
以19世纪音乐主流为参照，当下中国音乐创作的问题似乎凸显出来。流行歌曲的歌词往往是风格化的定制，纯粹的词藻堆砌，缺乏意义和体验的明确指向，与当代诗语言的追求相悖。如果说当代诗力求使因滥用而失去功能的语言回到原初，那么很多流行歌曲则加速播散着滥用对语言的消融。流行音乐出现这种状况与背后的商业因素有关，那么当代的古典音乐呢？不久前听一部当代著名作曲家创作的关于孙中山生平的交响声乐作品，宏大饱满的音乐之下，唱词的薄弱显得十分突出，它的脚本仅是一套孙中山语录摘编。这不仅对音乐构思造成了限制，也可能影响其作为一部经典的流传。
我也曾关注过一些业余作曲爱好者或作曲系学生的古典音乐创作，其中不乏有才华者，然而一个共性是歌词不够好，不是通俗化的古诗词，就是带有动漫倾向，未脱离靠过度形容支撑的作文风。去年年底，国家大剧院“青年作曲家计划”评选出的6部交响乐作品，多数取自中国古典意境或民族、民俗趣味。这不是属于年轻作曲家的现象，如今大量器乐作品的创作要么迷恋古典、民族趣味，要么寻求先锋艺术理念，少有对当代生活的理解与体验，更缺少一种时代性的内在冲突。
拿19世纪音乐做参照是否有意义，特别是当下，已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各种艺术纯粹化的潮流，一些音乐已是纯粹声音的实验。然而事实上，并非大量中国当下的古典音乐已摒弃了文学性，它们甚至仍具有传统意义上文学的情节性。只是音乐中的文学性，比当代文学更严重地缺乏现代性。
这可能不能完全归咎于作曲家。其一，文学也有自己的问题。如今有哪部作品，可与《浮士德》、《唐璜》的流行程度及经典地位相比？当下的文学创作是丰富了，但却缺乏有说服力的挑选机制，严肃文学趋于小众。作为普通读者的作曲家不关心当代文学，似乎也无可苛责。其二涉及艺术教育问题。很多的艺术专业教育重视技术训练，轻视教授艺术史、思想史，学生在学习期间只是进行风格化操练，形式与主题的联系没有被及早建立，直到毕业创作时才逼着学生寻找主题，那么他们如何能迅速觉知并转向表达自身经验呢？其三，音乐与当代文学的疏远，归根结底还在于对艺术创作某些常识性问题的辨析。艺术是一种个人的表达，不光在于表达方式，也包括要表达什么，为什么要表达。听民国作曲家黄自、江文也的音乐作品，自我、当下与中国传统是自然交融的。然而如今一些令人尊敬的作曲家，在个人创作中仍未摆脱赞歌式旋律，而另一些作曲家依托符号化的文化图景，也没能回到自发和真诚的起点。
对于音乐，我们希望借助当代文学所连结的，实质是一种当代思想，思想通过形式和思想本身叠加着给人以共鸣的东西。在当代诸艺术中，狭义的文学性（情节性）退出中心位置，并不意味着一种广义的文学性已经消融，这种文学性以更开放的方式构建艺术文本，但其核心仍是艺术家对时代中自我与他人的执着关心，而正是这仍然变化着存在的，才是艺术可以抓住我们的关键。
